万历三十五年中进士的金世俊，官至工部侍郎。因故失官后，他长年隐居浙江义乌县家中。但他终究眷恋官场，因命儿子带上巨额钱财，到京城钻营打点，谋求东山再起。不料少爷进京后，花天酒地，银子花光，情急之下，写信回家说，朝中的浙籍同乡，分别送了重礼。

　　为了证明实有此事，他还开列礼单，编造出馈送各官的数字。其中有都察院陈乾阳、翰林院虞国镇、御史金兰等多人。他没有想到，这封信惹出了天大的祸端。

　　“东厂”是皇帝视为耳目的机构，在京城内外广置暗探，查访官民人等的非法行为。金少爷的家信，竟在京都西南方的良乡县被他们截获了。于是连同那张捏造出来的礼单，报进厂衙。

　　东厂身负查缉违法之责，本身却尽干非法勾当。厂官看到金少爷的家信，便故意泄露了礼单内容。各官虽然毫不知情，但却无法辩明。由于惧怕节外生枝，引来意外灾祸，因而纷纷找门路，托人情，用数以千计的银子，向厂官行贿，求得息事宁人。其中，虞国镇是通过给事中房之麒，向厂方馈送金珠的。这位虞翰林一向胆小怕事，接旨后吓得魂不附体，“惊悸而死”。房之麒被逮送刑部，拟罪充军。只有金世俊平安无事。

　　当时，贿赂公行，锦衣卫堂官吴孟明由此找到一条发财捷径。每当暗探查获外州县官员为谋求升官、调职，向朝中有关官员馈送重礼之后，吴孟明便让儿子向外面透露受贿内情，“沿门索贿，赂饱乃止”。

　　翰林院编修胡守恒很有文名，求他撰写墓志、寿序和其他文章的人很多。一次，有个知县请他代作一篇文章，表示愿送24两银子作为“润笔”。胡守恒还没答应，事情便被神通广大、无孔不入的锦衣卫暗探查了。吴孟明接报后，故技重施，派儿子去告诉胡翰林受贿的事已经被揭发，向他勒索纹银千两。

　　胡守恒虽然并未受贿，但深知锦衣卫一向胡作非为，刑讯厉害。他本人又饶有积蓄，为了脱祸消灾，只得照送一千两银子到吴家，才算逢凶化吉。

　　锦衣卫利用暗探密报、广开索贿之门的行为，使得“一时士大夫皆重足而立”！

　　最著名的例子，当属雍正初年过年的晚上，在京为官的王云锦和亲友们在家里赌牌。局终人散，发觉纸牌少了一张，遍寻不获。第二天早朝，皇帝突然问他：“夜间何以为欢？”王云锦为人忠厚，如实启奏。皇帝不禁笑了起来，表扬他“不欺暗室，真状元郎”！同时从衣袖中取出他昨晚丢失的纸牌，拿给他看——说明在王家玩牌的亲友中，有着皇帝布置的暗探。

　　雍正十年十一月，湖北巡抚王士俊擢升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。赴任前，向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张廷玉辞行之际，张廷玉向他推荐了一名仆役供使唤。大学士荐举的人，王士俊不敢不用，而这精干的仆人，任劳任怨，听话得很。

　　王士俊到任后，承袭前任衣钵，曲解雍正提倡开垦荒地、发展农业生产的原意，严令各州县凭空垦荒，向上浮夸虚报成绩，同时勒令民间“捐输”，“借垦地之虚名，成累民之实害”，因此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被召回京城。正在此时，那名“健仆”突然要求先行离去，并说追随王士俊数年，发现王氏并无“大咎”，而他本人有事要先走一步回京。原来，此人乃大内侍卫，通过大学士介绍，到王士俊身边执役以行监视之责。

　　王士俊入京，没有受到惩处，改署兵部侍郎，但他在河南罪行累累，御史舒赫德劾语“勒令州县虚报垦荒，苦累小民”，而皇帝派遣到他身边的密探，竟认为他“数年无大咎”，甚至替他说好话，其中道理，发人深思。本意为下情上达的渠道，终被扭曲变形。